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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位置:首頁  浙大報道

                                                  冷靜觀察和應對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變化

                                                  發佈時間:2019-05-13來源:浙江大學:求是新聞網作者:呂有志2

                                                  中國和美國是當今世界實力和影響力最強的兩大戰略力量 ,對世界和平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中美兩國都有自己的戰略目標和政策選擇。中美建交以來至2017年  ,由於美國在對華政策上保持接觸和遏制的微妙平衡,中美關係雖有波折 ,但總體上屬於正常化的範疇。然而,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發生了重大調整 ,兩國關係急劇降溫。雖然,中國政府從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局出發,努力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且將兩國的雙邊關係在中國外交佈局中定位爲重中之重,但美國一而再,再而三向中國發難,製造危機 。事實表明,中美兩國關係真的走到了十字路口 。

                                                  如果說2017年前中美兩國處於競合狀態的話 ,那麼 ,2017年起 ,美國對華政策進行了全面調整,中美關係進入戰略爭奪階段 。兩年來,美國政府雖與中國政府保持一定的接觸和合作 ,但特朗普政府持續而系統地在經濟、外交、安全、科技和意識形態等領域對中國實施戰略打壓。

                                                  第一,美國在其《國家安全報告》《國防戰略報告》和《核態勢評估報告》中明確把中國定位爲戰略競爭者。第二,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臺灣問題上 ,美國加大幹涉力度。第三 ,在南海問題上越來越偏執,一再對中國海權進行挑釁 。第四,主動挑起對華貿易戰,向中國薅羊毛,經濟上全面規鎖中國  。第五 ,通過長臂管轄等手段 ,對中國的戰略性產業和企業實施絞殺。第六  ,美國有意將中國定性爲政治上的權威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 。第七  ,美國國務院以“與一個真正不同文明的較量”想法爲依據,策劃對華意識形態領域的新的戰爭。一系列事實清楚表明美國正在全面發動一場針對中國的新的冷戰 ,中美兩國關係已經從競合關係轉變爲戰略對手關係。

                                                  中美兩國關係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從全球層面上看,與世界權力格局和地緣政治變化不無關係 ,但筆者認爲美國國內因素是主要的 。

                                                  第一 ,美國有根深蒂固的霸權邏輯。尤其是20世紀以來,美國一直想維護其世界霸權地位,誰強打壓誰,這是歷史事實。然而,霸權有自身的週期,這差不多成爲國際關係的客觀規律 。可是 ,包括美國政府重要成員在內的許多美國人並不這樣認爲  。不僅不承認世界格局和秩序變化的客觀實現,而且將美國新世紀以來全球地位的下降歸咎於中國的快速發展。現在 ,企圖把以往多屆政府的競爭加遏制的對華戰略轉變爲遏制爲主合作爲輔的戰略,打壓中俄兩個最強最明顯的戰略競爭者,重整世界秩序 ,“讓美國再一次偉大”。

                                                  第二 ,美國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一系列維護國家利益的正當政策和行爲,作出錯誤的認知與反應 。近年來,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加強,中國政府根據歷史和法理在東海、南海明顯加強了維護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力度  。2016年臺灣地區民進黨領導人蔡英文當選之後,堅持“臺獨”黨綱 ,拒絕承認“九二共識” ,使2008年以來臺海出現的和平發展形勢受到破壞,造成兩岸關係驟然降溫 ,對此,大陸方面隨之加強了反臺獨鬥爭 。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並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 ,推動沿線國家間經濟政治文化領域的一系列合作,爲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可是  ,美國方面不僅看不到中國對全球治理的重大貢獻,反而故意歪曲中方戰略意圖,對中國的進取外交、對外關係、正義之舉措認爲是強硬外交,威脅美國的盟友 ,對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構成嚴重挑戰,必須打壓中國 。當全球治理需要提供有效的全球公共產品時,美國不僅自己不繼續提供,相反進行了一系列“羣退”,而且還要打壓中國積極進取的外交 ,美國這樣做已完全站到了狹隘的國家主義和世界潮流的對立面上去了。

                                                  第三,美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缺乏理性判斷,導致了“兩個沒有想到”,並從誤判轉向憤怒。自從上世紀70年代尼克松總統與中國走上關係正常化進程以來  ,美國的精英們一直有一種錯誤的期望 ,認爲一旦中國變得更加富足,經濟得到發展後 ,就會在市場經濟下變得“民主化”。可是 ,美國精英們沒有看到他們希望的“民主化”,相反,中國既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在改革開放中把中國建設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並正朝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目標前進 。這種結果不僅讓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終結,讓布熱津斯基等人感到驚訝,也讓班農之流轉向憤怒。現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斯金納竟然將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描述爲“文明之間的競爭” 。美國精英中的一些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成是“權威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新擴展主義”也不奇怪了 。

                                                  第四 ,特朗普的保守主義和狹隘片面的中國觀以及善變的處世方式在美國對華決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說特朗普是一個政治小白有些過  ,但特朗普在上臺前對華認知並不多,這是客觀事實。他的中國觀差不多都是班農、白邦瑞、納瓦羅這些對華不友好的鷹派人士灌輸給他的 。特朗普原本是一個精於算計的商人,但他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崇尚實力、善於交易 。這一點在特朗普的自傳《做生意的藝術》中說得很清楚了。特朗普上臺後 ,他在中美關係的一系列問題上一直出爾反爾,並給中國極限施壓  。中美關係之所以呈現如此不確定,作爲美國對外決策的關鍵人物特朗普總統負有主要責任。

                                                  第五 ,特朗普的幕僚中所謂的“四大天皇”“八個火槍手”那些鷹派人物在美國對華政策制定中起了很壞的作用。在當今世界 ,面臨關鍵的對外政策選擇時,各國領導人必須依靠大規模的組織獲取信息和建議。當前 ,在直隸於美國總統的內閣、總統行政辦公室及特定獨立職能部門三類機構中差不多都由鷹派人物把持 。彭斯、博爾頓、蓬佩奧、庫德洛、納瓦羅、萊特希澤、姆努欽、波廷格、斯金納等人可以說對中國一個比一個狠 。在特朗普智囊和周圍中有這麼一批人,美國對華政策不出現重大轉變是不可能的 。

                                                  第六 ,美國國內這些年滋長的民粹主義爲特朗普的對華政策轉換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新世紀以來 ,雖然美國總體上仍在發展 ,但美國社會極化現象明顯,國內各種矛盾增多。如新移民和土生土長的白人的矛盾越來越突出  ,美國精英與民粹之間的矛盾,經濟全球主義者與本土主義者之間的矛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兩大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等都在加劇。特朗普當選就被認爲是美國民粹與精英矛盾的產物 。選民們之所以要選一個完全是體制外的人擔任總統 ,就是要表達對美國傳統政治的不滿  。美國是一個典型的多元政治和票決民主的國家 ,特朗普如果要繼續連任,他不可能不考慮美國政治的這一現實。打壓中國 ,從外部尋找替罪羊,這是迎合民粹的最有效的途徑。

                                                  中國政府必須對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保持清醒和理性 。首先 ,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形成速度比預想得快 ,我們必須接受和麪對這一現實。其次 ,美國國內仍有一些理性的力量  ,能夠現實地看待中國,如傅高義、基辛格等。但在世界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美國民粹主義氾濫、美國政府高層鷹派人物橫行、美國國內對中國負面認知佔上風的情況下,美國遏制中國的一面越來越明顯,對中國的敵意越來越深,政策上越走越遠,中美關係不可能回到從前了 。第三,美國在戰略上打壓中國是全方位、全政府的 ,這已成定局。但從經濟層面上看美國無法在未來三到五年內與中國完全脫鉤,這也是可以肯定的 。因爲中美間存在相互依賴的一面,而中國的產業格局和市場規模將發揮持久的影響力。第四,從兩年來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爲中我們可以預判到 ,未來一些年中美兩國除了貿易摩擦常態化外,美國一定會不斷拋出抑制中國的其他議題,說不定會邀請蔡英文訪問華盛頓D.C.、根據《對外援助法》和《臺灣保證法》美國軍艦可能執意要停靠臺灣港口或讓臺灣參加美國主導的聯合軍演、在中國周邊會部署中導、強迫中國停購伊朗的石油等 。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第五,在戰略互動中,中美兩國的談判籌碼互有優劣。過去兩年,儘管特朗普政府向中國施加了巨大的戰略壓力,但是隨着貿易談判逐漸深入 ,中美兩國對彼此的政策底線和行爲模式有了更加深入的瞭解 。如果兩國國內局勢和國際形勢有所變化,提升中美關係可能還會有一定的戰略空間。第六,中美兩國雖然在力量對比和政策進取性上存在明顯的不對稱性 ,但隨着中國的崛起,世界格局出現兩超多強局面的可能性很大。中國的硬軟實力都在不斷提升 ,中國對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中美戰略較量中美國勝算的機率並不高,對於這一點時間會作出判斷 。

                                                  有鑑於上述分析,面對美國的戰略調整 ,中國政府和人民既要有面對最壞局面的思想準備 ,又要努力尋求兩國關係的轉機。在過去一年的中美貿摩擦中 ,中國政府多次強調 ,中美兩國合則兩利 ,鬥則兩傷 ,中國是不願打,不怕打 ,必要時不得不打 。這些原則立場和態度對美國對華戰略調整的立場和態度也是適用的。因爲 ,中國政府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和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意志和決心是堅定的  。經過新中國建立以來70年的艱苦奮鬥 ,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努力,中國的國力決定了中國不是哪個國家可以隨意欺侮的  。既然我們有了自己的原則立場和戰略選擇 ,那麼面對美國政府一系列打壓中國的政策行爲 ,我們必須保持自信和戰略定力 ,繼續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和外交努力 。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必須堅決鬥爭,決不妥協 。與此同時,爲了避免中美關係進一步惡化,中國方面在外交上至少可以:第一 ,全面客觀理性地分析兩國關係現狀及政策變化 ,不因具體問題而否定已有的戰略共識;我國不應把每一特定領域的議題時時處處與美國對華戰略相關聯;應在事關中美共同利益的雙邊和多邊事務上進一步創新合作模式 ,深化合作領域,爲建立中美“新型國際關係”營造基礎。第二,中美都應敢於承認對方的競爭者身份和競爭關係,加強兩國高層戰略對話,減少競爭的消極面 ,尋求更多的戰略共識 ,尊重照顧兩國的合理關切  ,緩解美國對華打壓的勢頭,超越“修昔底得陷阱”。第三 ,以戰略穩定促戰略信任,雙方都要管控中美在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經貿問題、網絡安全、知識產權保護等一系列問題上的分歧。第四 ,積極推進中美各界人士(民間、地方、智庫、媒體、青年等)的交流 ,不斷夯實中美友好的社會和民意基礎。

                                                  此外,我國政府應根據和平崛起與國家實力之間相平衡的原則 ,妥善處理好中美關係以外的對外關係事務 。不挑戰現存國際秩序 ,繼續堅持以和平民主漸進的方式 ,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既要維護戰後以來確立的聯合國、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制的作用 ,又要以第二全球性大國的身份 ,在全球治理中作出應有貢獻 。積極參與和建設好上合組織、亞投行、金磚國家以及一些有關世界和平發展的論壇等平臺 ,繼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與國際社會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新威脅和新挑戰 ,力所能及地爲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 ,提高我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 ,讓中國理念中國方案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衝美國給我國製造的一系列負面影響。總之 ,新的戰略大博弈已經開始,中國政府和人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 ,做好我們的每一項工作,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

                                                  (作者:呂有志 ,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